新發現！改變生活方式即可預防高達40%的癡呆癥病例

一名65歲的婦女因記憶力減退而不斷尋求醫療幫助。一開始，她被告知沒什么好擔心的，一年后，她又被告知這只是“正常的衰老”。直到最后，真相大白:“是阿爾茨海默病。”這是無法治愈的。”

像這樣的場景太常見了。

癡呆癥在很大程度上仍未被發現，即使在加拿大等高收入國家，未被發現的病例率超過60%。人們認為老年人認知缺陷是正常的，醫生對癡呆癥癥狀和診斷標準缺乏了解，這些都被認為是漏診和延誤診斷的主要原因。

與年齡相關的記憶喪失不應被視為正常衰老的一部分。每個人都可能偶爾忘記把車停在哪里或把鑰匙放在哪里，但當這些情況頻繁發生時，尋求醫療建議就很重要了。

雖然許多人在思考和記憶信息的能力上經歷了輕微的變化，但不會繼續發展成癡呆癥，但對其他人來說，這些下降是一個早期的預警信號。研究表明，認知有輕微變化的人在以后的生活中患癡呆癥的風險更大。

事實上，已經證明，這種疾病的過程(大腦結構和新陳代謝的變化)在出現記憶喪失等癥狀之前幾十年就開始了。此外，科學界越來越多地認識到，旨在減緩或預防疾病發展的干預措施在疾病過程的早期開始時更有可能有效。

盡管如此，在醫學界，早期檢測方案并不是標準的，部分原因是我們對癡呆癥的理解仍然存在重大差距。

癡呆癥和人口老齡化

在我的研究中，我使用先進的大腦MRI方法來表征老年癡呆癥高風險人群的大腦健康狀況。目標是確定早期病理的新生物標志物，這可能會導致未來檢測方法的改進。

老年人在加拿大人口中的比例正在增長。癡呆癥與衰老密切相關，因此加拿大被診斷患有癡呆癥(包括阿爾茨海默氏癥)的人數預計在未來幾十年將大幅上升，到2050年預計將達到170萬。這比馬尼托巴省的人口還多!

如果不采取重大行動扭轉這一趨勢，預計的這一增長將給我們已經緊張的保健系統帶來巨大壓力。這意味著有效的預防戰略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迫。

最近有關有望治療阿爾茨海默病的新藥的消息也強調了早期發現的必要性。臨床試驗表明，這些藥物在疾病早期使用對減緩認知能力下降最有效。

雖然這些新的治療方案代表了阿爾茨海默病領域的突破，但還需要更多的研究。這些新療法只作用于一個疾病過程(降低淀粉樣蛋白水平，一種被認為對神經元有毒的物質)，因此它們可能只會減緩一小部分患者的認知能力下降。需要在個性化的基礎上對其他過程進行適當的描述，以便將這些治療與其他策略結合起來。

更不用說提供這些新療法所需的財政和人力資源的大幅增加，這可能會阻礙人們獲得這些療法，特別是在癡呆癥病例上升最多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

生活方式與大腦健康

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的改變已被證明可以以最小的成本和無副作用的方式降低患癡呆癥的風險。通過將癡呆癥風險評估作為老年人常規醫療訪問的一部分，可以確定那些風險**的人，并就如何保持大腦健康和認知提供咨詢。

高危人群可能最需要這些干預措施(可能是藥物和生活方式干預的結合)，但任何人都可以從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中受益，眾所周知，健康的生活習慣不僅可以預防大腦疾病，還可以預防心臟和其他器官的疾病。

根據2020年發表在《柳葉刀》上的一份有影響力的報告，40%的癡呆癥病例可歸因于12種可改變的風險因素。這些問題包括高血壓、肥胖、缺乏運動、糖尿病、吸煙、過度飲酒和缺乏社交。

報告稱，這意味著，通過采取積極的生活習慣，理論上我們可以預防大約40%的癡呆癥。雖然不能保證避免認知能力下降，但人們可以通過增加體育鍛煉水平，確保智力活躍，增加社交接觸，同時避免吸煙和限制飲酒，大大降低患癡呆癥的風險。

一些證據還表明，地中海飲食強調大量食用植物(尤其是綠葉蔬菜)，同時減少飽和脂肪和肉類的攝入，對大腦健康也有益。

簡而言之，通過鼓勵人們在身體上、精神上和社交上活躍起來，大量的癡呆癥病例可能會被阻止。

健康生活方式的障礙

與此同時，關注政策變化可以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這種不平等導致少數民族和弱勢群體中出現幾種風險因素，并增加癡呆癥的患病率。盡管擁有全民醫療保健系統，加拿大仍然存在健康不平等現象。健康狀況風險較大的人群包括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人、殘疾人、土著人、種族化的人、移民、少數民族和LGBTQ2S人群。

改變政策不僅可以促進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且可以采取行動改善這些社區人民的生活環境，從而解決這些不平等問題。例如，改善低收入人群進入體育中心或預防診所的機會，設計有利于積極生活方式的城市。政府需要評估和解決阻礙特定群體的人養成健康生活習慣的障礙。

我們必須在預防方面雄心勃勃。我們醫療保健系統的未來以及我們自身健康的未來都取決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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